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

  文/程盟超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被北大录取后,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狭窄的住所里。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2018年8月30日,北京大学本科生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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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脚,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两人刚到北大时,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对方开朗地笑,说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见时,对方胖了很多,成绩也不好;大四临毕业时聚餐,对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学很多出国,他回老家“随便找份工作糊口”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的事。可仔细想想: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时住校,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大笑着说,“你看看你家门前的山,你能考上吗?”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有差距。在他大一时,辅导员找到他,和蔼地建议,可以打网球,“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

  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

  2017年9月8日,北京大学举行2017年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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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凌晨6点搬砖,崔少扬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

  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稀里糊涂”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布成绩后,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也求他“冲一冲”。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参加了不少社团。觉得这样离大家“都想要的那种生活”近些。

  “那个蓝图是好的。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加倍地焦虑。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来。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可他没有这种闲钱。

  最终,他在大学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借钱4万元买进茶叶,想卖给学校组织的会议和附近的餐厅。如今这些茶叶全部堆在家中,他不仅未能赚钱,还欠了债,父母帮他偿还了部分欠款。

  邓风华说,过去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后来,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要出国”“做很厉害的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永利澳门娱乐场主页的笑容。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好为家里赚钱。

  邓风华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老家一个早早结婚的伙伴喝农药自杀,邓风华不顾家人的阻拦去他的坟前祭拜,想不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死。

  后来,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农民工的儿时同学。对方和他说,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攒下什么钱。如今工厂机械化,机器人取代了人,工资变得更低,他最近失业了。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学习好,我从小有问题就问你;现在你都在北大了,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邓风华想了很久,给不出答案。

  3

  在北大,有很多外力拉这些农村孩子一把。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第一次谈成了合作——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每周聚餐,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

  去年,她在资助中心“燕园携手”项目下,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学妹结成匹配对象,带学妹吃饭,绕着未名湖散步,给学妹学习上的建议,眼看着学妹从刚入学的胆小、害羞,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北大的生活总有退路。徐森内向,和别人玩不来,就埋头学习,因为“做物理本来也不需要社交”。他大二就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花销,发现仅仅是写申请文书就要收费3万元,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庞大的开支,自家“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结果他最终没能在硕士阶段留学,而是留在本校读研,打算到博士后阶段再公派出国。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而去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不但学费减免,还有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她说自己“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

  “我们作选择,很难不计成本,要考虑性价比。”严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很容易忘记困境。”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他回山里做访谈,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更何况“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熟悉,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姥爷把父亲叫过去,说“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风华反思,自己家虽然穷,但父亲重视教育;可就在临近的村镇,一些家庭还坚信“穷就穷到底,政府好管理”,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并不鼓励孩子读书。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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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 “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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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9月05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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